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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创作挑战赛#

临近毕业，但是课还没有上完，没有上完的课还是要上。

小教室、大课教室、阶梯教室还要跑。上大课，靠前面好的位置还是要提前抢占。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答辩。

老婆来信，说是下周二，带着儿子提前来接我，在南京再玩一玩，顺便到上海看一看，让我提前到火车站去接她们。

第一节、等待中的牵挂

今天是星期五，距离下一个星期二，中间还有三天时间。在这三天内要向班长报告，申请班里的那个“夫妻寝室”。

我们班有个单独的“夫妻寝室”。这是班长向学校特意申请的，目的是照顾经济窘迫，住不起旅馆，已经结婚的同学夫妻团聚。那是紧靠我们男生寝室一楼，尽头的一个单独房间，里面排放两张单人木板床，一个办公桌，还有一个大衣柜。靠门前有一个水泥预制板平台，可以放煤油炉或电炉烧饭菜。这个条件是绝对上好的。在我看来，比毛主席他们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领导人民抗日干革命住的窑洞条件好多了。

平时，其他寝室里愿意清闲的同学住进来，有同学家属来时，他们再及时回他们原来的寝室。

这样一来，我老婆要前来视察的信息就不能保密了。我想，我欠下人家帮我洗衣服的人情是要老婆还的。

周一、周二没到，那夫妻寝室里的两位男生就卷铺盖返回自己的寝室去了。

林南县到蚌埠市，每天早上有一般客车六点发车。蚌埠至南京，那南下的火车太多了，随到随行。最好是赶上下午四点多乌鲁木齐至上海过路南京的51次特快列车，蚌埠上车，三个小时就到达南京了。这趟车是我这两年的必选车次。这样算下来，她们母子在早上六点半之前赶到杨桥，林南县至蚌埠的客车路过杨桥招呼站。她们必须早上四点多钟起床，这个时候路上还没有机动车或小三轮“蹦蹦”，然后让她的哥哥或嫂嫂步行或拉板车十五华里送她们到杨桥招呼站，在那里等过路去蚌埠的那一班客车。他们必须赶在六点之前到那里，只有人等车，而不能车等人，不然吴了车就须等到第二天重复上面的程序。

杨桥到蚌埠，途经大半个林南县、跨越阜阳地区、利辛县、蒙城县、怀远县、蚌埠市。东西跨越两个地区，六个县市，两百六十公里的砂礓公路。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汽车在布满坑窑的砂礓路面上跳舞。汽车跳跃时，车厢内掀起一片灰尘烟雾，走道里的行李、箩筐，顺势在车厢里变换位置。那开车的驾驶员一会儿用一条变黑的白毛巾在头上擦汗，一会儿吆喝，让乘客坐好，不要在车厢内乱走动。不时有人呕吐，啊啊的呕吐声不绝于耳。

有路边的乘客招手拦车，客车立即刹车，车上的乘客前俯后仰，路边上的旅客急忙登上车厢。客车沿途还要接受各个县、市、地区的交通稽查员查票补票。

那辆车开得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腾腾，干急不出汗。

这样算下来，这班车从早上六点开到十二点到利辛车站，下车吃午饭，下午二点四十或三点多，客车才能进入蚌埠气车总站。

下了汽车，必须一路飞奔赶在四点前跑到火车站售票窗口，买到乌鲁木齐至上海，路过南京的无座位的51次特快火车票，再马不停蹄的去检票口，奔上火车，三个小时后就到南京了。

这个时候，南京火车站，华灯初亮，站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挤出人群，下了站台，然后，步行向前走两百五十八米，乘1路公交车，经过十一站路，到西康路一号下车。

此时，河海大学的大门口就在眼前。

这些动作，这些环节，这些环境，这些过程，这些景点，两年来我都熟悉了，了如指掌，倒背如流，感觉十分亲切。

对南京、对南京火车站，对蚌埠、蚌埠火车站，已及那个手拿变黑的白毛巾往头上前额擦汗的老驾驶员都是极为熟悉的，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人一样，感觉非常亲切。

两年来，又有多少次，我从南京返回家乡，早晨起早，赶上那趟上海至乌鲁木齐的52次特快列车？

早晨五点半起床，六点乘上1路公交车，第一班西康路至南京火车站的，第一班公交车，七点前赶到南京火车站，七点五十五分登上那趟西去的乌鲁木齐的特快列车。于午后一点前走出蚌埠火车站，一路小跑，二点半前赶到蚌埠汽车总站，远远看到停在车站一角的林南县的那辆车还没有启动的汽车，老远就扬起胳膊，扯着嗓子对驾驶员嚎叫：“等等我！”

然后，一边扭头看那车的动静，一边飞跑去售票窗口买车票。

当我气喘吁吁的捏着那张硬纸片跑到汽车旁边时，驾驶员督促说：“快点！快点！不然就开车了。”

能乘上返回林南县的那趟班车，就说明今晚无论是时间多么晚，我都会与家人团聚，与老婆孩子团聚。

两年了，我的经历历，我的心里历程，我的牵挂心情，随着我老婆和孩子的到来，苦日子就要结束，严寒即将过去，春光明媚的好日子就在眼前。

周二的上午，我还要安心地听课，还要用书包事先抢占阶梯教室前面的好位置，准备听大课。

下午四点钟后，我测算到她们母子俩应该到蚌埠了，但是，不知道她们是否赶上那趟51次特快列车，如是那样，就一切顺利了，我们就能在晚上七点多钟在南京火车站站台与她们相会了。

下午七点钟，我准时来到南京火车站出站口，手举一块用毛笔墨汁写在四开白纸上的几个大字，然后粘贴在一块硬纸板上。那纸板上毛笔黑体大字：“河海大学欢迎你！”。因为现在的“河海大学”在我儿子的心目中是最伟大，最醒目，也是他最早认识的几个字。我尝试着与她们母子相会的各种情景，勾勒出各种与她们相见的各种画面。

我会不顾周围旅客的目视，先把儿子抱起来，然后搂住老婆像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希特勒后，在法国凯旋门前，那个法国士兵搂抱那个法国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一样疯狂亲吻，庆祝我们的胜利！然后再拎起她们的包裹，乘1路公交车返回学校，然后来到那个夫妻寝室。

此时，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辆火车进站，就有一堵人群涌出站口。过了好几泼人群，就是不见我的老婆抱着我的儿子走出出站口。

八点钟过去了，不见她们走出站口。

十点钟过去了，不见她们走出站口。

十二点过去了，仍不见她们走出站口。

站台上的电子屏幕显示：凌晨六点前没有北来的列车进站。

完了！可能是没有赶上车，总不是出现什么意外吧？

出意外能出什么意外？

又不是坐飞机，又不是遇雷暴雨，又不是飞越岱山。

我像秋天灀打的南瓜秧子一样蔫下头来。

离开南京站广场，来到公交站前，低头步行十一站路，回到学校大门口已经是深夜凌晨。因为这个时候，各路公交车已经回场停运了。

我来到学校大门前，校大门已经关闭。此时如果叫醒那个看大门的保卫处人员，你会影响他休息，他会拿出三节干电池的手电筒，向你脸上照，把你的眼睛照的眼花缭乱，然后左盘问、右盘问，拿你开心。反正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就是看大门盘问人的。反正你让我不安心睡觉，我就让你不顺利进校门，反正夜长没事，找个事取乐。

这是他们的工作，也好打发他们寂寞的夜晚。

他可以拿你不遵守学校作息纪律，将你堵在大门外，要你等到天明，你属于哪个系的，就让哪个系里来处理。

这样就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我还没有那样蠢，让活人把尿憋死。

我顺利爬上铁栏大门，直弄得那个大门哗啦啦地响，然后撇开大门上那一行行小铁叉的尖尖，不让它们挂上我的衣服和屁股，我轻轻地攀上，又轻轻地攀下，然后轻轻地跳到地面上。

“谁！干啥的！站住！不准跑！”

坏了，堵住那头，没有堵住这头。

我没有跑，我来到这个保卫人员面前。这个保卫人员用他的高能手电筒光，照射到我的脸上，照在我的胸前。

“你是干啥的！为什么翻大门？证件拿出来！”

没有带证件，也没有戴校徽，坏了，麻烦事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管理干部学院的，是管理工程系的学生。”

“证件！”

“没带。”

“为什么出校门不戴校徽也不带证件？我凭什么放你，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我摸摸自己身上口袋里的东西，那个学生证从来没有带过，那个校徽是白色的，瓷面，镀金字体，先是毛体华东水利学院，后来改名为正楷河海大学。再后来又发一个是改革开放的老革命家书写的行书河海大学，同样是白色瓷面，镀金字体。那校徽和那些本科小孩胸前佩戴的校徽一样。我自己从来没有戴过。只是前年新生报道时，领到的华东水利学院校徽当即别在儿子的胸前被儿子带回家。至于现在那个河海大学的校徽现在放在哪里？一时半会还真想不起来。咳！一个平时听话的好学生，今天竟被这样的小事难住了。

正在一筹莫展时，两手在口袋中摸到一样东西。咳！真有一件东西能证明我是这个学校里的人，起码能证明我是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一号的居民。

我把那个东西递给他看。

这是前几天刚领到的第一代黑白身份证。

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居民身份证还是个稀罕的事情，只有在省会大城市里刚开始办理。

那身份证上明明写到刘戡，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一号。

地址就是学校这个大门的门牌号。

“为什么不叫开门，而攀爬大门？”

哎哟！我苦口婆心的，把怕影响他休息，怕麻烦他，自己图方便，又喋喋不休，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遍，最后还要解释晚归的理由，承认都是自己的不是。

我又把去火车站接老婆的事讲一遍，讲到她们母子，自己担心处，竟不由自主地忧心起来。

那保卫同情起我来:“以后出门要带上校徽学生证！”

那保卫没忘记叮咛我。

我被放行了。

天也快亮了。

第二天上午，仍是照常上课，先是小教室里的《国际金融》专业课。然后是隔壁阶梯大教室里的《系统工程》选修课。

我坐在阶梯大教室后面的活动座椅子上，面向前面两个推拉交替的大黑板，看着武汉大学前来讲学的老师，一边用粉笔书写流利的书法，一边白色的粉笔沫，像雾一样在他手下手上飞扬。老师倾力的，声音失哑的，竭斯底里地讲课。他的普通话，充满着湖北武汉地方方言，我似懂非懂，茫然无措，看着满黑板堆的数学公式，更是不知云里雾里。

她们娘俩应该是没有赶上51次特快车，即使没有赶上这趟特快车，也应该乘坐诸如接下来的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南京，济南至上海，连云港至上海，西宁至上海，西宁西至南京，宝鸡至上海，西安至上海等等。特快、直快、普快列车是很多的。很可能是行程有变化，昨天没有赶上林南去蚌埠的客车，这是唯一的合理解释。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课，脑海里闪现着她们娘俩在那个乡村中学的生活处境，虽说在那里距离她们娘家近，生活上，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可是她们居住的情况确实令我十分担忧。

她们住得是两间废旧教室。那是板桥水库溃坝，“七五.八”特大洪水后新建的学校教室。那是为了赶在开学前投入使用，在红砖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用粘土烧制的红砖垒砌墙根，山墙是用没有烧制的粘土砖坯用泥巴砌筑砌成的。

那个房子不要说防震，就是防沿海的六级台风大暴雨就不行。

好在我们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六级以上的台风和七级以上的地震。

然后就是防水、防暴雨、防大暴雨，防“七五.八”式的特大洪水问题。

“七五.八”特大洪水是百年不遇的灾难意外，在我们这一代剩下的生命里基本上不会再遇到。

但是如果那个房屋茅草漏雨，情况就会非常严重了。

那房屋的山墙是没有一点点麦秸草牵连的，那粘土砖坯垒砌的土墙，一见雨水会突然倒塌的，房屋里的人是来不及逃生的。

一想到此，冷意突然降临，脊梁沟内冒出冷汗来。也没有电视看，也没有收听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也不知道家乡这几天是否下雨了，或者是前天下大雨了。

一种不安不祥的念头在心中升起……

还是在我入学后不久，我们约定每月四封信，每周一封，每周一各自寄出。最迟，我可以在周四、周五收到一封远在千里外的家书。那是平安的家书，也是思念的家书，也是妻子汇报儿子调皮可爱的家书。

我按约定每周一寄出新的一封信。

那是汇报学习情况的报告，也是介绍学校班级有关活动的简报，更是连接思念牵挂之情的纽带。

突然发现妻子几个星期没有来信，我已经连续寄出四封书信了。

我急了，第五封特别用挂号信寄出，同样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生气了，又连续寄出两封空白信，只是在白纸上用毛笔画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问号”寄出后同样没有回音。

我愤怒了，又连续寄出两封空白信，把问号又换成“！”感叹号。

五天后同样没有信息。

我挺不住气了，认为肯定是她们出意外了！

是什么意外？

第一进入脑海里的就是那砖坯土墙建得房子。

是不是那砖坯房子倒塌了？她们母子伤情如何？有伤亡没有？只要没有伤亡，即使房屋倒塌，被砸伤缺胳膊掉腿的也是好的，也比死掉强。

想到此，我已经无心听课。便对身边同桌学校财务处里的同学说：“你办公室里有电话没有？”

“有！干什么？”

“我要打电话。”

“下了课我和你一起开门去打。”

“现在就去！”

“什么事这么急？”

“十万火急，是家里出事了。”

“好，这就去。”

我的那位同桌同学立即站起身，向正在讲课的老师请假，说是“处里办公室有点东事要立即去挪动处理，让刘戡帮助一下。”

那位同学也为我及时请好了假。因为“要挪动东西”，肯定需要“大力士”。

而我是有名的“大力士”。

这正是为我请假的好理由。

那老师是本校的老师，这同学是本校的财务处领导，学校里哪个老师不认识她？她是根本不用请假的，本来起身就可以走的。

但是，这位同学很有礼貌，很尊重别人。

那个卖力讲课的老师，扶一扶高倍数的近视眼镜，又取下眼镜擦一下落在两只眼镜片上的粉笔灰尘，又戴上，又看了看我一眼，又看了一下我的同学：

“去吧。”

我们的请假被这位老师批准，此时，下课铃声响了。

我通过他们的外线电话，要通了安徽省林南县水利局值班室，要求找工程科的一位同学接电话。

“你是哪里！”

林南县水利局的电话值班人员大声的吆喝道。

“我是绿洲水利站里的刘站长。”

“我一听就听出来是你！你不是在南京上学吗！什么时候回绿洲的？”

“我在南京，这是学校的长途，请你通知工程科的黎文焕接电话。”

“好的，你等一下。”

那边把电话放下了。

我听到电话那头“蹬蹬”的跑步声，吆喝声：

“黎文焕！黎文焕！刘站长找你！刘站长找你电话！”

“下乡了，不在！”

“蹬蹬！”又一阵声音跑回来：“喂！不在！”

“那你请设计室的张主任接电话。”

“好的！”

“蹬、蹬、蹬……”听声音，值班员跑下楼梯去。

“哪那么多的事！什么吊事，还大远打长途过来。”

那个值班员跑步时嘴里嘟哝的声音我也在电话里听到了，知道电话是免提模式。

这个值班员不是一般的电话值班员，他是农村户口入伍的战士，是一个独臂英雄，是自卫反击战的三等功臣。

因此，战场上下来退伍转业安排工作，进入了水利局这样好的事业单位，当上了一名接电话的值班员。他工作非常敬业，对全局每一位经常打电话的人员声音非常熟悉，只听“喂！”一下，他就知道你是谁了，根本不用通名报姓。

他经常讲，能活着回来就是他天大的鸿福。

有些人刚到前线，还没弄清东西南北，就见阎王了。死就不知道怎样死的。

他讲，他到战场上，原来准备捉几个越南小妞女兵回来给兄弟们当老婆。没想到，连越南的女子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见到，就被一个炮弹把右胳膊削掉了。当时一点感觉也没有，也没有感觉到痛，就是“咣！”的一声，整个身子一震，觉得右面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一看：“我的妈！身边睡到一大片，哭爹喊娘的，右手去摸机枪，胳膊怎么不听使唤，定眼一看，咳！我的右胳膊在一边歇着里。咳！本想弄个越南娘们回来，没有想到，那边的娘们没弄到，自己的胳膊倒先被他们卸掉。他妈的，这事做的也太窝囊，太对不起自己，太划不来，真是吃大亏了，日他奶奶的。”

结果，他就被人救下战场，住进野战医院。后来发个奖状，立了三等功，来到水利局，当了电话值班员。

“娘里的屁!不死就是好样的，窝囊就窝囊吧！”

值班员对自己无功受伤愤愤不平。

那边设计室里的张主任是我信赖的一位高级技术人员，好些事情都是与他商议，征求他的看法。他也总能给我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往往也是我最后决策确定的基本依据。

“喂！是刘戡吗？你现在在哪啊？奥！学习好吧？生活还习惯吧？不要想家，有什么事情来个信安排一下就好了，不要打电话，电话费贵，你上学花钱手头上紧。好的，我知道了，如果平安，就不给你打电报或去信了。

如果有事就立即、立即给你发去加急电报，明天就派人去看，好的，好的，不要挂念，不要挂念。这里一直下大雨，连阴天，快两个多月了，地里都发大水了，老百姓的红芋都泡在地里，老天爷不饶人啊！好的，好的，你放心吧，好的，好的。”

那边电话挂了。

我把我担心的情况向张主任汇报，让他安排人去我老婆教书的那个乡村学校去看一下，弄清是什么问题，看看是不是住的砖坯房子倒塌了，砸伤人没有。

三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加急电报，也没有接到普通电报。

此时，我非常惧怕我接到电报。

好在，我没有接到任何电报。

又过一个星期，我接到老婆的来信。

她讲，家里连阴天下雨一个多月了，泥巴大，邮局里的信送不下来，家里的信也寄不出去。这次的信是她让他的哥哥冒雨，踏着泥巴路，步行十二华里去高唐公社邮局寄的，同时取回我写的一沓摞信。

房子已经在雨前找人修理，换上新的茅草（笔者注释：此时，我们老家那里已经没有荒地生长的茅草，散房子的草就是特意用镰刀，手工收割麦子，然后摔掉麦粒后留下的麦秸秆子），家里一切都好，忽挂。

这封信，也就像拍电报一样那么几个字，她的信都是发电报似的节约字数，像过日子舍不得花钱一样，也舍不得多为我用几个字。

至于水利局有没有安排谁到我家看看，是谁到我们家看的，信中也没有提起。

“刘戡，嫂嫂来了！”

一个档案班的同学走到我面前小声地告诉我。

我知道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因为档案班也是管理学院里的一个专业。我们与他们班的同学都相互认识，一起上大课，什么事情都不瞒他们，包括我老婆来，他们也是知道的。

“不讲她们，爱来不来，我不理她们，我不接见！”

我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

原来是她们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乘了一辆不该乘的车，错误路线，错误地点，错误的火车站。

她们乘车比我平时到蚌埠的时间还早，完全可以乘上那个51次特快车。只是鬼使神牵，使她们买了不该买的去浦口火车站的慢车票，火车站在长江北岸，需要轮渡渡过长江，才能到达南京的西康路一号。

这样她们就在浦口一个小招待所里住了一夜。